诞生于1980年代、在1990年代迅速发展，迄今仍有重要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应当将环境问题看作推动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后果；应当看到作为现代社会之核心标志的科学技术、市场体制、工业生产、政治体制等方面的积极变化，而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应当反对各种反生产力的、去工业化的以及激进的建构主义主张。由于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克服环境危机而不偏离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迎合了政府、企业、环保团体等多方心理，所以在西方社会很快流行开来。但在经验研究层面，1990年代中期以前，生态现代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该理论的普适性受到质疑。

　　虽然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在一些方面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支持，但中国生态现代化实践也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一些问题。

　　生态现代化理论源自少数发达国家实践

　　“生态现代化”在何种分析层次上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里实际上涉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分析单位问题。中国实践表明，在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时，可以观察到生态现代化的趋势和成效。但是，当深入分析中国实践的过程时却看到了比较明显的转移效应，以至于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生态现代化与非生态现代化同时并存，乃至相互依存的现象。进一步而言，源自西欧少数发达国家实践的“生态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具有全球范围的科学性？笔者对此提出质疑。局部范围的生态现代化并非必然导致整体的生态现代化。

　　中国实践表明生态现代化可存在多种路径

　　生态现代化是否可能存在多种路径与模式？笔者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分析性范畴常被用作规范性指标，例如将技术、市场、国家、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与生态现代化的进程相关联。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状况如果越是接近这种尺度就越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了。其忽视（甚至无视）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可能的多种路径和模式，特别是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存有不适当的看法。中国近年来环境改革的进展与政府充分发挥的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去中心化、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不能有效推动环境治理。一个反面的教训就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职能弱化实际上加剧了环境破坏。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更进一步发挥其促进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同时克服自身局限，那么必将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构成更为实质性的挑战。此外，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推进环境改革的，这也与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的过分强调不一致。

　　社会公正是顺利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推进生态现代化是否应该高度重视促进社会公正？笔者对此问题持积极态度。从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看，社会公正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而中国实践表明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是顺利推进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社会不公会成为生态现代化的重要约束。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的努力在增进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推动全社会共同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走向双赢，生态现代化取得一定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长远看，促进社会公正必定是有效推动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在中国推进生态现代化需配套社会改革

　　生态现代化能否为一帆风顺的自然进程？是否必然伴随着生态现代化/非生态现代化的二元分割（或依存）？对照已经发生的所谓生态现代化取向的实践，笔者认为，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例如促进社会公正和均衡发展等）的话，实现生态现代化不大可能。在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和一些行业缺乏迈向生态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却关系到很多人的就业和生计；如果强力推动它们转向“生态现代化”，势必激起消极或积极的社会反弹。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地区走向生态现代化往往又是以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环境破坏为条件或代价的。因此，在中国简单地推进所谓生态现代化而不设计配套的社会改革，很有可能造成新的“绿与非绿”的二元社会结构。

　　总之，中国实践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提出挑战，促使我们深入反思该理论。如果没有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简单照搬、套用生态现代化理论分析甚至规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可能会使我们陷入理论误区，甚至会误导实践。